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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政治与法律 | 孟祥沛:论宠物受害所致的精神损害赔偿

作者:孟祥沛,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法学博士

摘要:对于宠物受害时宠物主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能否得到支持,司法实践存在较大分歧,最大争议焦点便在于宠物能否被认定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宠物受害与宠物主人的精神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宠物主人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具有正当性。以规范目的、社会现实、概念内涵与体系定位为解释论基础,可以将宠物认定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民法典》第1183条第2款“故意或重大过失”要件设置的合理性值得商榷。判断是否构成“严重精神损害”时,应着重考量侵权人的主观状态、侵害行为的恶劣性、致害后果的严重性、对宠物主人精神状况的实际影响等因素。

关键词:精神损害赔偿;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宠物;《民法典》第1183条

目次:

一、司法实践之分歧图景:基于48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一)裁判结果的整体分布与地域特征

(二)支持赔偿判决的司法论证类型

(三)不支持赔偿判决的司法论证类型

二、宠物受到侵害时宠物主人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正当性论证

(一)宠物有生命

(二)宠物不同于一般动物

(三)主人会因宠物受害而产生精神损害

(四)主人的精神损害应当得到赔偿

三、“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的解释论基础

(一)规范目的的契合性:《民法典》第1183条的立法意旨

(二)社会现实的客观要求:人与宠物关系的变迁

(三)概念内涵:“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的认定

(四)法律体系内的融贯性解释

四、宠物受害所致精神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

(一)作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的宠物的认定

(二)“故意或重大过失”要件的功能反思

(三)“严重精神损害”要件的类型化判断标准

五、结论

 

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发布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4条规定:“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因侵权行为而永久性灭失或者毁损,物品所有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该解释开特定财产受到侵害可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先河。我国现行《民法典》第1183条第2款规定:“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也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由此其在“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这一范围更广且更具包容性的概念。然而,概念的抽象性亦带来了解释与适用的不确定性。立法机关有关人士组织编写的书籍将“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概念予以类型化:“‘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的范围,在实践中主要涉及的物品类型为:(1)与近亲属死者相关的特定纪念物品,如遗像、墓碑、骨灰盒、遗物等;(2)与结婚仪式相关的特定纪念物品,如录像、照片等;(3)与家族祖先相关的特定纪念物品,如祖坟、族谱、祠堂等。这些物品对被侵权人具有人身意义。”其显然未将宠物纳入。那么,当饲养的宠物遭受侵害时,宠物主人于财产损失之外,能否依据《民法典》第1183条第2款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此问题触及传统物权理论与现代人格权益保护的边界,更在司法实践中引发了显著的“同案不同判”现象。

既有研究对此议题已有关注,但多侧重于对“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概念的探讨,缺乏从解释论角度对《民法典》第1183条第2款的多角度深入阐释,且对宠物受害的聚焦不多,而相关实证研究亦多停留于个案分析,未能系统揭示司法裁判的内在逻辑与分歧焦点。有鉴于此,本文旨在采取“实证考察-理论阐释-规范建构”的研究路径。首先,通过对2021年以来相关裁判文书的系统梳理,客观呈现司法实践的基本图景与核心争议。其次,以解释论为核心,综合运用文义、目的、比较等方法,论证将宠物纳入“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的正当性与解释路径。最后,对构成要件中的“故意或重大过失”及“严重精神损害”进行反思与细化,以期为司法统一裁判标准提供理论参考,并深化对《民法典》第1183条第2款规范内涵的理解。


一、司法实践之分歧图景:基于48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为精准把握宠物受害精神损害赔偿案件的审理现状,本研究以“宠物”“人身意义”为全文搜索词进行检索,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得到裁判文书69篇,剔除掉重复的(经过两审的案件统计为一件,裁判结果以二审结果为准)、与本论题无关的以及以调解方式结案的案件后,共获得有效判决48份。以下从多个维度对这些案例进行量化与质性分析。

(一)裁判结果的整体分布与地域特征

在全部48个案例中,判决支持精神损害赔偿请求的共18件,占比37.5%;判决不支持的共30件,占比62.5%。其中,不支持率接近三分之二,表明当前司法实践对此类诉求总体上持谨慎与否定态度。从地域分布看,案件数量与经济发达程度、法律素质及维权意识呈正相关。案件数排名前四的省市为广东省(10件)、北京市(10件)、上海市(6件)、浙江省(6件),仅这四地合计就占总案件数的66.7%。剩余16件分布于江苏、福建、广西、辽宁、山东、吉林、山西、甘肃、四川、重庆、江西、云南、贵州等地,每个地方各有1件或2件。而中西部的新疆、西藏、青海、宁夏、内蒙古、河南等地并无相关案件。这虽受制于裁判文书上网率的差异,但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法律纠纷发生的区域性不平衡。

(二)支持赔偿判决的司法论证类型

在18份支持赔偿的判决中,法院的论证路径可分为四类,显示出对“宠物”与“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关系认知的差异。

1.直接认定型(5件)

判决书明确将涉案宠物认定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直接完成了规范涵摄,其说理核心在于强调“长期陪伴”“感情寄予”“情感依赖”“拟人化”关系等。例如,“案涉宠物犬从小由原告照料,互相陪伴已达十六年之久,早已融入原告的日常生活,成为原告的家庭成员,原告对该宠物犬倾注大量感情,并产生情感依赖,该宠物犬一定程度上已经拟人化,成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这类判决有三个明显的共同点:一是直接将宠物认定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二是将主人饲养宠物的时间长短作为重要的认定依据;三是强调主人与宠物之间的感情。

2.间接认定型(8件)

此类判决虽未直接使用“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这一术语,但都强调宠物的特殊性,尤其是宠物与一般财产的差异性,如“对于精神损害赔偿,宠物是一种特殊的物,对于人而言具有多重价值”;“宠物猫具有生命,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财产”等。此类判决的共同特点是将《民法典》第1183条第2款作为判决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的重要裁判依据,而该款正是《民法典》针对“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致害所进行的规定。因此,对该款的引用表明法院间接认定宠物是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

3.比照适用型(1件)

有判决认为宠物“可比照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进行处理:“本案‘小白’为宠物狗,毛云杰所提证据能够证明其喂养‘小白’近五年,‘小白’与毛云杰朝夕相处,‘小白’之于毛云杰的意义远超越一般的物品,可比照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小白’的死亡势必对毛云杰造成一定的精神损害,要求违约方张巍巍进行赔偿,于法有据。”裁判文书所使用的“比照”一语,反映出法院在严格适用法律与回应现实诉求之间的折中态度,虽承认了相似性,但又隐含了对二者属于不同事物的判断。

4.模糊处理型(4件)

这类案例只是强调宠物与宠物主人之间具有深厚感情,因宠物丢失、受伤或者死亡会给宠物主人带来精神损害,因此支持宠物主人获得精神损害赔偿,至于宠物是否属于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则未有明确认定。并且,这类案例在判决书的法律依据部分往往只引用《民法典》第1183条,但未表明是依据该条第1款还是依据该条第2款,说理较为含糊。

(三)不支持赔偿判决的司法论证类型

30份不支持赔偿的判决,从论证上主要可分为以下五类。

1.根本否定一般意义上宠物的人身意义属性(6件)

此类判决否定宠物对宠物主人具有“人格利益”或“人身利益”,明确认定一般意义上的宠物不是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例如,“宠物缺乏一种人与人之间在交往中被赋予特定纪念物品的性质,不具有人格利益因素。缺少这种由人际关系产生的人格利益因素,则不属于该条规定的‘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宠物既不属于‘人身权益’范畴,又不属于‘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的范畴”;“宠物犬属财产范畴,并不具有人格利益”;“法律规定中的‘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显然不包括宠物在内”;“宠物不具有人身权益的属性,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因人身权益或者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之范畴”等。

2.否定涉案宠物的人身意义(13件)

此类判决不讨论宠物一般属性,避开从一般意义上对宠物是否属于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的认定而聚焦个案:或者以“饲养时间短”、“用于繁殖出售幼崽(营利)”及证据不足等理由,认定涉案宠物不具有人身意义;或者不进行裁判说理,直接认定涉案宠物不是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具体情况如下。

第一,认定涉案宠物不是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并从具体案情中阐明事实依据(3件)。例如,“综合本案案情,尤其是考虑到原告将小狗用于繁殖出售幼崽的情况,故本院认定,原告丢失的小狗达不到‘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的标准”;“结合原告购买边牧幼犬的时间及交付被告训练的时间,原告与边牧幼犬相处时间尚短,亦未提交相关证据证实边牧幼犬对其具有特殊意义,原告主张边牧幼犬系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对此本院不予支持”等。

第二,认定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宠物是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4件)。例如,因为原告“没有举证证明涉案狗只具有人格象征意义,其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赔偿金1000元,因其并未举证证明其饲养的白色小型犬对其具有特定的人身意义,结合白色小型犬的伤情情况,本院对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赔偿金1000元,不予支持”等。

第三,不进行裁判说理,直接认定涉案宠物不是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6件)。例如,“该宠物犬并非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故原告该项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难以支持”;“本案中宠物猫损害属于原告的财产损失,既不具有人身属性,也不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属性,应不予支持”;“鉴于精神损害赔偿原则上适用于自然人的人格权和身份权受到侵害,或者在特殊情况下‘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受到侵害的情形,而本案中的宠物并不具备上述特性,故对其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等。

有趣的是,此类案件仅否定涉案宠物的人身意义而未从一般意义上否定宠物的人身意义,是否隐含了一种判断,即宠物在符合特定条件时可被纳入“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的范畴,需进一步思考。

3.过错要件不满足(5件)

判决严格适用《民法典》第1183条第2款,以原告未能证明被告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为由驳回其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例如,“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对宠物犬的死亡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原告的诉请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精神损害赔偿适用条件,本院不予支持”;“侵权人必须具有主观过错,且过错程度应达到故意或重大过失,如不具有主观过错,一律要求侵权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对侵权人有失公平”等。

4.损害后果要件不满足(2件)

判决严格适用《民法典》第1183条第2款,以原告未能证明自身遭受“严重精神损害”为由驳回其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例如,“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原告因被告侵权行为造成严重精神损害,故原告要求精神损害赔偿,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等。

5.其他原因(4件)

除前述四类比较常见的原因外,法院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的情形还包括以下几种。一是因案件系合同纠纷。司法裁判文书中明确认为:“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因本案系合同纠纷,宫向曾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缺少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是因宠物主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因果关系及名誉损失。法院认为:“至于精神抚慰金和赔礼道歉的问题。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原告的身体不适与‘火锅’的死亡存在因果关系,也无法证明被告的行为给原告造成名誉损失,故对该两项诉讼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三是因庭审中宠物主人放弃精神损害赔偿。虽然宠物主人在起诉时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但在庭审中表示放弃该项请求,由此得到法院的认可。

以上案例实证分析揭示,司法分歧的核心争点高度集中于“宠物是否属于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这一前置性法律认定问题上。绝大多数否定判决均由此切入,支持判决则试图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在人与宠物的关系中发现“人身意义”的栖身之所。为此,在理论层面对《民法典》第1183条第2款中的关键概念进行具有说服力的解释便十分必要。


二、宠物受到侵害时宠物主人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正当性论证

宠物受到侵害时宠物主人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正当性的前提就在于双重受害说:当宠物受到侵害导致受伤、死亡或者丢失时,对于宠物主人来说,其损害结果包括物的损害和人身利益的损害两方面。其中,物的损害即财产损害,指宠物本体在物质形态上受到损害而导致宠物主人财产利益遭受损失;人身利益的损害即精神损害,指宠物主人因宠物受害而导致心理和情感受到创伤等非财产性损害。在宠物受害案件中,虽然财产损害与精神损害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关系,但它们毕竟性质不同,彼此独立存在,且都因加害人的不法加害行为而造成,因而与加害行为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从双重受害说出发,对宠物主人因宠物受害而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正当性不妨结合以下因素予以考量。

(一)宠物有生命

虽然宠物在传统民法上只能归于物,但它具有生命,能感受到痛苦,不同于一般的无生命物。目前许多国家在民法上都对宠物乃至对动物给予了不同于一般有体物的特殊保护。例如,《德国民法典》第251条第2款规定:“因医治受伤动物而发生的费用不仅仅因为它们显著超过动物的价值而为过巨。”当动物受害需要医治时,即使医治费用超过动物价值,动物主人亦可要求侵害人予以赔偿。《德国民法典》甚至在第90a条直接规定:“动物不是物。动物受特别法的保护。”2003年4月1日修正生效的《瑞士民法典》第641a条规定:“动物不是物。”2015年2月16日修正生效的《法国民法典》第515-14条明确规定动物是“有感知的生命体”,而不是“可移动的财产”。由此可见,动物作为有生命物与一般无生命物在民法上应区别对待,这一观点已在域外立法和司法中得到广泛认同。在我国,虽然动物在法律性质上仍归属于民法上的物,但其生命特性决定在物的保护以及人与物的关系方面应适用与无生命物不同的保护规则。

(二)宠物不同于一般动物

宠物不同于一般动物。一方面,宠物不同于野生动物,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第3条的规定,野生动物资源所有权属于国家,而宠物一般属私人所有;另一方面,宠物不同于经济动物,虽然经济动物也属于私人所有,但经济动物的饲养目的往往是通过劳作或者食用来实现其经济价值,这明显不同于一般以满足陪伴、观赏娱乐等精神需要为目的而饲养的宠物,二者在饲养场所、饲养数量、饲养方式、互动交流等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

按照1987年的《保护宠物动物的欧洲公约》第1条第1款的定义,宠物动物是指为个人娱乐或者陪伴目的而被人类在某类场所特别是在家庭拥有或者意图被拥有的任何动物。可见,宠物是指人们为了精神目的而不是为了经济目的而饲养的动物。

宠物作为人类生活中的伴侣,与宠物主人生活在一起,相依相伴,更为宠物主人提供情感上的支持,承载了宠物主人重要的情感、记忆或经历。有些人更是为宠物起名字,视宠物为家庭成员,甚至当宠物死后还将宠物安葬在家族坟墓内并设置牌位。宠物与人的关系包含了情感、陪伴和信任等要素,宠物对于主人所具有的这种特殊意义应当在民法上受到重视和保护。

(三)主人会因宠物受害而产生精神损害

基于宠物与主人的特殊关系,宠物主人会因宠物受害而产生精神损害。宠物主人与宠物之间存在一定的情感联结。宠物的饲养目的就在于满足主人的精神目的,陪伴是这种关系最常见的表征,主人视宠物为家庭成员,主人与宠物之间通过共同生活、依赖与照顾,建立起深厚的情感纽带。主人投入时间、精力、金钱和情感去照顾、训练、关爱宠物,宠物为主人提供独特的情感支持——无条件的爱、忠诚的陪伴、纯粹的快乐与慰藉,宠物成为主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情感支柱。并且,宠物有感知痛苦的能力,它们会因伤害而痛苦呻吟、恐惧退缩。根据人类共有的同情心和同理心,主人目睹或知晓自己的宠物承受痛苦,也会感同身受,产生强烈的共情。此外,宠物也塑造了主人的日常生活习惯(如遛狗、喂食、玩耍)。失去宠物意味着这种生活模式的突然中断,带来巨大的不适应和持续的失落感。当宠物因他人侵害而死亡时,主人与宠物之间的情感纽带被强行切断,其带来的心理创伤与失去亲人所经历的哀伤在本质上高度相似。大量心理学研究和临床案例证实,因宠物受害导致主人出现抑郁、焦虑、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睡眠障碍、社交功能受损等精神健康问题,其痛苦程度丝毫不亚于其他重大生活事件引发的精神创伤。可见,主人因宠物受害而产生精神损害是一种真实而普遍的现象,它既得到人们的认可,也能为普通人所预测。

(四)主人的精神损害应当得到赔偿

与财产权一样,人格权是我国民法保护的重要对象。人格权是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其核心价值在于维护人的尊严和精神完整。对于宠物受害事件,若仅赔偿物质损失而无视宠物主人的精神痛苦,等于变相贬低人格权的价值,违背了民法“以人为本”的立法宗旨。并且,侵权责任法的核心功能是填补损害,使受害人尽可能回复至损害发生前的状态。若仅赔偿财产损失而忽略精神损害,补偿功能便不完整。对于宠物主人来说,金钱赔偿虽不能直接消除痛苦,但至少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心理代偿,即通过经济补偿承认受害人的痛苦,给予心理慰藉;二是正义宣示,即法律以物质形式确认侵权行为的错误性,帮助受害人重建尊严。同时,对宠物主人的精神损害予以赔偿,有助于强化侵权责任的预防与惩罚功能,引导社会行为,促进对人格权的保护。对宠物主人精神损害的赔偿不仅体现了法律对人格尊严的全面保护,而且是侵权责任法实现其补偿、抚慰、预防和惩罚功能的必要手段。

此外,从比较法的视角来看,无论是大陆法系的德国、日本、瑞士等国,还是普通法系的美国,都在司法实践中承认了宠物受侵害时宠物主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例如,日本司法实践中有不少判例承认宠物对主人具有特殊地位,支持精神抚慰金请求。美国一些州通过立法支持宠物主人因宠物遭受侵害而导致的精神痛苦损害(Emotional Distress Damages),司法实践中也有不少支持因宠物被害而提出精神困扰损害赔偿的案例。

综上,从双重受害说出发,当宠物受到侵害时,宠物主人所遭受的财产损害和精神损害都应当得到赔偿。就财产损害而言,因侵害行为导致宠物受伤时,侵权人应当赔偿宠物主人为医治宠物而付出的治疗费用;因侵害行为导致宠物死亡或者丢失时,侵权人应当就侵害发生时宠物的价值对宠物主人予以财产损害赔偿。就精神损害而言,侵权人应当对因宠物受害而导致严重精神损害的宠物主人加以赔偿。


三、“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的解释论基础

既然宠物受到侵害时宠物主人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具有正当性,那么要达到填补宠物主人精神损害的目的,就必须在解释论上探讨能否将宠物纳入“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的范畴。本文试图从规范目的的契合性、社会现实的客观要求、概念内涵的准确认定、法律体系内的融贯性解释等角度来回答这一问题。

(一)规范目的的契合性:《民法典》第1183条的立法意旨

《民法典》第1183条规定:“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该条款系对原《侵权责任法》第22条精神损害赔偿适用范围的重大突破,将保护客体从单纯的“人身权益”延伸至某些承载重要人身意义的特定财产。其立法目的在于:当某些特定的“物”因与自然人的人格尊严、人身自由、人格发展或情感世界深度关联时,该物实质上已超越了普通财产的价值和功能,对其侵害会破坏自然人的精神健康,损害自然人的人格圆满,因此立法将这种特定的“物”视为自然人人身权益的延伸而给予特殊保护。

传统上,这类物品多限于祖传遗物、结婚纪念照、亲人骨灰等寄托人们特定情感的纪念物。然而,随着社会变迁,人格发展的媒介与情感寄托对象已日益多元化。宠物,特别是犬、猫等伴侣动物,在现代家庭中扮演着“非人类家庭成员”的角色。宠物的核心功能在于情感陪伴与精神慰藉。宠物主人与宠物之间的饲养关系是一种长期、稳定的情感投入与互动过程,其间产生的陪伴、信赖与情感支持,对饲养者的人格安宁与幸福感受具有实质性意义。对于饲养人而言,宠物绝非一般的可替代财产,而是共同生活的伙伴、情感的寄托,甚至是家庭成员的精神象征。侵害宠物致其死伤,直接冲击的是宠物主人基于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情感依赖与精神安宁,这种损害性质与侵害普通财产所造成的纯粹经济损失有本质区别。心理学研究已充分证实,失去宠物可能引发与丧失人类亲属相似的哀伤反应。因此,将宠物纳入“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范畴,完全符合《民法典》第1183条第2款旨在保护附着于特定物之上的人身权益的规范目的。如果无视这种广泛存在且被社会普遍承认的情感价值,将导致规范目的落空,无法回应当代社会对人格权全面保护的需求。

(二)社会现实的客观要求:人与宠物关系的变迁

法律解释不能脱离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当代中国,饲养宠物已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全国伴侣动物(宠物)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等单位联合发布的《2023-2024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消费报告)》显示,2023年中国宠物犬与宠物猫的数量分别达到5175万只和6980万只。中国每五个家庭中,就有一个家庭饲养了宠物。宠物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宠物角色发生了从“功能型”向“情感-家庭型”的根本转变。例如,有学者以城市空巢青年与宠物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归纳出三个维度的特点:在伦理层面,青年人通过与宠物建立类亲属联结,将传统家庭伦理中的责任与关怀拓展至非人类对象,实现了从血缘义务到情感自愿的伦理重构;在心理层面,拟亲缘关系为城市空巢青年提供了对抗现代性孤独的稳定情感支持,帮助其实现由疏离感到归属感的情感过渡;在发展层面,城市空巢青年通过承担照料责任重塑自我身份,在关怀实践中重构生命意义与主体认同。其实,城市空巢青年与宠物之间所存在的“拟亲缘关系”,在其他宠物主人与宠物的关系中也同样存在。宠物与主人之间形成长期、稳定、亲密的情感联结,这种关系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当法律面对这样一种深刻的社会事实的变迁时,若仍僵化地一刀切式地坚持“物”的纯粹财产属性,无异于漠视社会成员真实的生活方式和情感结构。对此,法律应当回应并规范社会现实,而将宠物认定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正是法律对社会生活中人与宠物关系新形态的一种确认和尊重。

(三)概念内涵:“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的认定

从48个案例的统计分析中可看出,在判决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的18个案例中,直接或间接认定宠物是具有人身意义特定物的案例有13件;在30个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请求的案例中,有19件以宠物不是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为理由(其中6个案例认定一般意义上的宠物都不是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13个案例认定涉案宠物不是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可见,宠物是不是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是此类案件在司法实践中争议的焦点,也是决定着精神损害赔偿请求能否得到支持的关键。

1.特定物

特定物是与种类物相对应的一个法学概念。民法上将以品种、规格、质量或者度量衡确认的一类具有共同特征的物称为种类物。与之相对,特定物一般是指独具特征或者被特定化并且不可替代的物。特定物的独特性不只是体现为该物在客观物质意义上的独特性,众所周知,世界上任何一个事物都不可能与其他事物完全相同,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事物都是独一无二的,正如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所言“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然而,特定物的独特性更多地体现在该物与相关民事主体的特定关系上。例如,一台旧相机可能对他人来说没有任何特别意义,并且也许市面上能够找到许多与它相同型号、相同外观的替代品,但如果这是一台来自父母生前赠与并在几十年时间里陪伴主人成长、记载主人人生每个幸福时刻的相机,那它对主人的重要意义自然是其他任何相机都不能取代的。就宠物而言,每只宠物的生物特征、行为习性及与主人的互动经历均具有独特性。自从主人选择某一宠物时起,该宠物与其主人之间就建立起特定的关系,宠物是主人的宠物而主人是宠物的主人,宠物由主人负责看管、照料、喂养和陪伴,宠物一般也会对主人产生信任并表现出喜欢、依靠等举动。于此情形,哪怕现实中存在与该宠物在外表上非常类似、常人难以分辨的宠物,其相似也只是外表上的相似,该宠物与其主人之间的特定关系是任何其他宠物所不具有也不能替代的,这种不可替代性正体现出宠物的特定性。因此,宠物应当属于特定物的范畴。

2.人身意义

关于财产受到侵害后可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无论是从我国的法律规范上,还是在民法理论上,都经历了一个概念日益明确、范围逐步扩大的过程。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精神损害赔偿解释》时所采用的表述是“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而2020年颁布的《民法典》将这一表述修改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究其原因,“具有人身意义”和“具有人格象征意义”在含义和范围上有着明显的区别。人格象征意义,只能是物中包含的人格利益象征意义,而人身意义不仅包括人格意义,而且包括身份意义,且“意义”也比“象征意义”更加宽泛。具体而言,如果将民法的救济对象仅限于对“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物的侵害,一方面会将对具有身份意义的特定物的侵害排除出去,另一方面会将对具有一定人格意义但尚未达到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程度特定物的侵害排除出去,而对于这两项可能被排除出去的特定物的侵害,受害人也同样应当得到法律的救济。

尽管“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与“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相比范围有所扩大,但“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这一概念仍然过于抽象,将宠物纳入其范围颇有难度。从传统民法理论关于人身权的界定出发,可以将人身意义的内容区分为人格意义和身份意义两种。其中,身份意义侧重于该特定物对于民事主体基于一定身份关系而享有身份利益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宠物属于我国民法上的物,不属于民事主体,宠物与宠物主人的关系不构成民法上的身份关系,宠物和主人无论有多么深厚的情感或者对主人有多么重要的意义,都难以达到具有身份意义的程度。因此,要想将宠物纳入“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的范围,只能从人格意义寻找突破口。

人格意义侧重于该特定物对于民事主体依法享有基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而产生的人格利益方面所具有的特殊意义,而维持人格完整和确保人格不受伤害当然是保障人格利益的应有之义。在组成人格的诸要素之中,情感是人格的重要内容,它是人格最生动的表达和最核心的行为驱动力。情感与人格相互交织、彼此塑造,共同构成了自然人个体独特的心理世界和行为模式。当情感受到严重伤害时,自然人人格的圆满也必将受到损害。就宠物而言,宠物主人往往将之视为家庭成员,与其共同生活,对其予以精心的照料,陪伴其成长,在其生病时为其求医治疗,这种情感价值构成宠物对其主人具有人格意义的重要内容。一旦宠物受到伤害,宠物主人基于情感依赖所产生的人格利益也必然受到损害。因此,可以以情感为中介,架起将宠物与人格意义乃至人身意义间的桥梁。

(四)法律体系内的融贯性解释

将宠物归于“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在现行民事法律体系内完全能保证逻辑的融贯性,不会与既有规则产生冲突。首先,将宠物解释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并未否定其作为物权客体的法律性质。宠物的基本属性依然是民法上的“物”,只是属于“物”中的一个特殊类别。这既维护了物权法体系的稳定性,又通过侵权责任法中的特别规定,为其提供了超越一般财产损害救济的可能。其次,《民法典》第1183条第2款的规定,刚好与第1款有关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所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相并列,分别作为精神损害的两种类型(即直接侵害人身权益类型和间接侵害人身权益类型),完善了对精神损害的全面保护。最后,两种精神损害赔偿都设立“严重精神损害”的要件,一方面使这一要件起到了“调节阀”的作用,防止将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不当扩大,另一方面将是否构成“严重精神损害”交由法官综合判断,保持了司法裁量的合理空间,有助于在司法实践中实现法的妥当性。


四、宠物受害所致精神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

在肯定宠物属于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宠物受到侵害时宠物主人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具有正当性的基础上,需对《民法典》第1183条第2款的构成要件在宠物受害侵权责任语境下进行具体分析。

(一)作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的宠物的认定

本文从规范目的、社会现实、概念内涵与体系定位等方面论述了将宠物纳入“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在解释论上的正当性,但这并不意味所有宠物都属于“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只有被特定的人赋予了精神利益和人格价值的宠物,才是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在个案中严格审查涉案宠物与饲养者之间的人格利益关联程度并由此认定涉案宠物是否属于“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就成为裁判的核心难题。

如前所述,可以以情感为中介,架起将宠物与人格意义乃至人身意义沟通的桥梁。因此,宠物主人与宠物之间的情感深厚程度是判断宠物能否被认定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的核心考量因素,而对宠物主人与宠物之间的情感深厚程度,不妨从以下诸方面加以考察。

一是身份认同。身份定位决定了宠物在主人心中的位置和重要性。将宠物视为“家庭成员”乃至“孩子”的主人,其失去宠物的痛苦更接近失去亲人,这种精神损害远非单纯的财产损失可比。身份认同既可以从主人对宠物的日常称呼中加以判断,也可以从主人为宠物庆祝生日、带宠物一起拍摄家庭合影等行为中加以判断。

二是陪伴时间。俗话说日久生情,时间是情感积累的必要条件。主人与宠物相处的时间越长,二者之间的情感也会越深。因此,陪伴时间是判断宠物主人与宠物之间的情感深厚程度的重要标准:既要考虑主人与宠物长期共同生活的时间,也不能忽视每日主人与宠物进行交流互动的时间。

三是照料精细化程度。照料精细化程度反映了宠物主人对宠物的关怀和照顾程度,它是情感关系的外在行为表现。照料精细化程度往往体现在宠物主人对宠物生理、心理、医疗需求的主动关怀与细节管理上,如定期进行体检和疫苗接种;根据宠物年龄调整饮食结构;留心并处理恐惧、暴怒等宠物异常情绪;对老年以及患病宠物进行特殊护理等。

四是对宠物的依赖性。有时,主人在生活上或者情感上对宠物存在高度依赖性,如导盲犬为视障人士提供出行辅助,与使用者的生命健康安全直接关联;抚慰犬长期陪伴孤寡老人,成为老人生活的重要精神支柱和情感寄托,等等。这些宠物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价值与宠物主人的人格尊严、生命健康等存在特殊牵连关系,更有理由将这些宠物认定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

五是经济投入。宠物主人对宠物的经济投入,如为宠物购买定制食品、为宠物投保、为宠物搭建小屋、为宠物购买玩具、在宠物就医时不因费用放弃治疗等,这些最直观的客观指标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主人对宠物的重视和情感。不过,经济投入往往与宠物主人的经济状况有直接关系,富有主人的高消费未必代表深厚感情,而穷困主人省吃俭用为宠物治病反而更能体现感情。因此,本文将经济投入这一标准排在末位,考察时要结合其他指标进行综合判断。

此外,从司法实践来看,宠物的种类对于判断宠物是否属于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有着重要的意义。就宠物的种类上而言,现代人饲养的宠物范围日益扩大,根据生物学分类和饲养形式,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哺乳类宠物,这是目前最主流的宠物类别,包括狗、猫等传统伴侣动物以及兔子、仓鼠、豚鼠(荷兰猪)、花枝鼠等萌系宠物;二是鸟类宠物,包括鹦鹉、金丝雀、鸽子等;三是鱼类宠物,包括各类观赏鱼等;四是爬行及两栖类宠物,包括龟鳖、蜥蜴、蛇、蛙等;五是节肢动物类宠物,包括蜘蛛、螳螂、甲虫、虾、蟹等;六是其他小众宠物。尽管宠物种类繁多,但最常见的无疑是狗和猫。本文所收集的支持宠物主人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18个案例中,有12个的涉案对象是宠物狗,占三分之二;6个案例的涉案对象是宠物猫,占三分之一;其他种类的宠物无一涉及。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还是因为狗和猫作为人类最普遍的陪伴动物,与宠物主人之间的感情依托最为明显。其他宠物或者只是满足宠物主人的观赏需求,或者主要体现为宠物主人单方面的照料,与宠物主人的情感互动体现得不充分,宠物主人要举证证明此类宠物与主人人格利益具有关联存在相当高的难度,法院在审判过程中为稳妥起见也习惯坚持保守主义的立场,因此在能否将狗和猫纳入“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都存在巨大争议的背景下,实践中宠物主人试图将狗和猫之外的宠物纳入“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并寻求精神损害赔偿一般不具有现实可行性。

(二)“故意或重大过失”要件的功能反思

《民法典》第1183条第2款将侵权人主观过错限定于“故意或重大过失”,排除了“一般过失”的责任,这体现了该法条在责任认定时对侵害人主观上过错程度即可归责性的特别考虑。立法考量可能在于平衡保护强度与行为自由,防止责任过重,然而此构成要件设置的合理性值得商榷。

在《民法典》1260个条文中,规定免除一般过失民事责任而只对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才追究侵权责任的法条,除第1183条外,共有10个条文(见表1)。

表1 《民法典》中只对故意和重大过失才追究责任的法条统计表

通过比较分析发现,这10个条文所适用的具体情形根据该情形下免除一般过失加害人侵权责任的原因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一是加害人与受害人存在亲属、朋友或其他特定的身份关系;二是存在责任人提供无偿赠与、无偿保管或者好意同乘等单方面施惠的法律关系;三是存在用人单位与工作人员之间、接受劳务一方与提供劳务一方之间的替代责任等情形;四是存在自甘风险的情形。

综上可见,这四种情形的共同点在于,存在降低行为人注意义务的特别理由,给予加害人较低的注意义务具有合理性,因此才免除一般过失人的法律责任而只对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加害人追究侵权责任。对比之下,《民法典》第1183条第2款对具有人身意义特定物的侵权规则,从中难以找到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具有特定身份关系或者存在无偿服务、替代责任、自甘风险等特定情形,也不存在其他降低加害人注意义务的合理理由。自然人的精神损害,无论是因人身权益直接受到侵害而造成,还是因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受到侵害而造成,其精神损害所依附和关联的人格尊严是平等的,并无高下之分,对加害人的主观状态并无区分的必要。同时,“侵权责任最首要的规范目的,在于对受害人受到侵害的救济,满足被侵权人的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过于着眼于考虑侵权人承担责任的适当性,就会出现对被侵权人保护不足、保护不周的后果。试想,当一个侵权人过失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了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的损害,与一个因重大过失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了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的损害,对受害人包含在该特定物中的人身意义的损害会有不同吗?显然不会。因而,这种区分是不适当的,会出现对受害人的人身权益保护不周的问题”。因而,有学者指出:“立法机关针对‘故意或重大过失’的修改理由并不充分,日益扩大的司法案例正在不断突破该主观要件的教义,‘人格物’侵权主观要件应重返过错侵权责任的一般立场。”

同时,《民法典》第1183条第2款将“故意或重大过失”与“严重精神损害”并列作为受害人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要件。但对于“严重精神损害”的认定,“在确定是否达到严重标准时,应综合考虑侵权人的主观状态、侵害手段、场合、行为方式和被侵权人的精神状态等具体情节加以判断”。这就等于说,在确定受害人是否应当获得精神损害赔偿时,“故意或重大过失”作为侵权人的主观状态被不当地进行了重复考虑。

此外,司法实践中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时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判决书对“故意或重大过失”这一要件未能做到充分考虑、严格遵循,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法律实务工作者对这一要件的不认可态度。前述案例研究中,有18件支持宠物主人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判决,其中只有4份判决书明确认定侵权人存在重大过失,例如,“被告对宠物尸体灭失的客观后果存在重大过失,已然给原告造成财产及精神上的损失,原告向其主张精神损失费具有事实基础及法律依据”;再如,“由于被告的重大过失侵害了原告的猫的生命,该侵害行为确实会造成原告一定程度的精神损害”。有2份判决书对侵权人的主观状态进行了考虑,但对侵权人主观状态的表述比较模糊,未明确认定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例如,“被告的过错导致宠物犬死亡,确实会给原告造成精神创伤。综合考虑本案中被告的过错程度,本院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元”;再如,“本院结合被告存在的护理过失,酌情确定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费1000元”。剩下12份判决书均对“故意或重大过失”直接忽视,避而不谈,例如,“宠物猫由于被告原因,在原告面前突发死亡,给原告造成了精神损害,本院酌情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再如,“该宠物狗可以认定为系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现该特定物因被告的侵权行为下落不明,故对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精神损失费的诉讼请求,本院酌情支持500元”。可见,绝大多数支持宠物主人精神损害赔偿的判决都在一定程度上回避或突破了《民法典》第1183条第2款“故意或重大过失”这一要件的严格限制。并且,即便是在明确认定侵权人存在重大过失的4份判决书中,也存在侵权人实际上未必构成重大过失但法院为达到判决赔偿精神损失的目的而强行套用“重大过失”这一要件的情形,例如,“王某某未尽到妥善看管义务,致使赵某某家的狗丢失”,因“未尽到妥善看管义务”就直接认定当事人具有重大过失。

综上,从理论和司法实践出发,因侵害宠物而致宠物主人精神损害的侵权责任与因侵害宠物而致宠物主人财产损害的侵权责任一样,都应归于一般侵权责任,于此情形,应当适用一般过错责任原则,将加害人的过错作为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而不必将过错再区分为故意、重大过失与一般过失。对于宠物受害时宠物主人的精神损害,只要加害人存在一般过失就应承担侵权责任。如果在立法中一刀切地免除一般过失加害人应承担的侵权责任而仅仅以加害人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为侵权责任构成要件,无疑是对一般过失加害人的不合理的偏袒,这对受害人将造成严重的不公平,既不利于对侵权行为的制止和惩罚,也不利于对受害人损失的填补和救济。当然,如果在宠物受害事件中确实具有特定身份关系或者存在无偿服务、替代责任、自甘风险等特定情形,如某人在帮朋友无偿照料宠物时因疏忽大意致宠物受害,则可以直接适用《民法典》第897条等规定免除加害人的一般过失责任,而只对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加害人追究侵权责任,因为此时加害人系无偿无义务照管,存在降低其注意义务的合理理由。

(三)“严重精神损害”要件的类型化判断标准

根据《民法典》第1183条第2款的规定,侵害他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只有造成严重精神损害时,被侵权人才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由此将“严重精神损害”作为受害人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重要条件。此款规定与《民法典》第1183条第1款所规定的“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保持了一致。

1.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对损害后果要求的发展

2001年《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8条规定:“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一般不予支持,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形判令侵权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该解释将“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作为支持受害人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条件。2009年《侵权责任法》第22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2020年《民法典》与原《侵权责任法》保持了一致,《民法典》第1183条第1款规定:“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对《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的修订中删除了原第8条的规定。原《侵权责任法》和《民法典》以“严重精神损害”取代了之前《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的“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将虽未造成疾病、住院甚至受害人自伤、自杀等严重后果但对受害人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情形囊括进来,合理扩大了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

2.精神损害赔偿责任限定严重后果的原因

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之所以明确限定只对严重精神损害才予以损害赔偿,主要原因不外乎以下几方面。一是法律资源的有限性与效率考量。人与人之间难免会产生摩擦,频繁的轻微精神损害诉讼会极大地增加社会整体的交易成本和人际交往成本。如果任何轻微的精神不快都能提起诉讼,法院将不堪重负,这会挤占处理真正重大纠纷的资源,同时使社会关系变得极其紧张。二是损害程度的客观化难题。法律需要一个相对客观、可操作的标准来筛选值得赔偿的案件,而精神损害不像财产损失或身体伤害那样容易量化,要求被侵权人证明自己遭受了一般精神损害几乎是不可能的,也容易导致虚假或夸大陈述。三是法律功能的谦抑性与补充性。对于一般精神损害,当事人既可以通过自我调节来舒缓和化解损害,也可以通过要求对方赔礼道歉等更方便高效的方式获得救济,而不必一味寻求损害赔偿。只有当精神损害达到严重程度时,此时的金钱赔偿,才既是作为一种法律上的承认,承认被侵权人遭受了不应承受的巨大痛苦,并依法给予法律上的抚慰,又是对侵权人的惩罚和对潜在侵权人的威慑。四是价值平衡,防止人格尊严被“物化”。如果把所有的精神不快都进行“定价”和“赔偿”,可能会产生一个意想不到的负面效果,人格尊严被明码标价。只有真正严重的精神伤害,其带来的痛苦是巨大而真实的,才可以用金钱赔偿来作为一种无奈但必要的弥补。对于日常的不愉快,社会更鼓励通过沟通、理解、宽容乃至诉讼外的调解来解决,而不是用冰冷的金钱去衡量。

3.严重精神损害的判断困境

顾名思义,严重精神损害是相对于轻微精神损害或者一般精神损害而言的程度比较深的精神损害。对于何谓严重精神损害,《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都未进行规定,而精神损害是自然人心理痛苦的反映,具有很强的主观性,无法用仪器进行检测和度量,只能由法官依自由裁量权根据具体案件的各种外部事实进行推断和衡量,这就难免导致不同地方不同法院甚至不同法官裁判不一的弊端。为促进司法裁判的统一,一些法院制定了内部指导意见,如山东省高院规定:“受害人因侵害行为影响正常工作、生活、学习的,为一般性精神损害;受害人因侵害行为导致工作失误、学习成绩下降、生活无常或者自杀等严重后果的,为严重损害。”但该意见出台在原《侵权责任法》颁布之前,将严重精神损害等同于“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不当限制了严重精神损害的范围,同时,“工作失误”“学习成绩下降”“生活无常”均非法律概念,含义本身就不清晰,其与侵害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也难以论证,因此对于司法实践的指导意义相当有限。

4.宠物受害致宠物主人严重精神损害的判断标准

结合宠物受到侵害时的“双重受害说”,可以将以下四项内容作为判断是否构成严重精神损害的重要考量因素。一是侵权人的主观状态。尽管本文不赞同将“故意或重大过失”作为受害人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必备要件,但认为可以将其作为判断是否达到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考虑因素。侵权人在主观上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显然比一般过失更应被认定为构成严重精神损害。二是对宠物侵害行为的恶劣性。如侵害人公然或当着宠物主人面采用鞭打、刀割、火烧、开水烫、拔毛、泼硫酸等残忍手段对宠物进行殴打、折磨和虐待,其行为本身即彰显了对宠物主人人格尊严的漠视,则可认定为性质恶劣。三是对宠物致害后果的严重性。如因侵害行为导致宠物丢失或死亡的,或者给宠物的身体器官、身体机能以及宠物容貌造成永久的不可恢复伤害的,则更容易构成严重精神损害。四是对宠物主人精神状况的实际影响。如因宠物受害而严重影响到宠物主人的正常工作或生活,导致宠物主人出现急性应激反应、抑郁症状甚至造成宠物主人精神失常或者有自伤、自杀行为等,可以认定为精神损害后果严重。


五、结论

将宠物解释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并非对法律概念的轻率扩张,而是在符合《民法典》第1183条第2款的规范目的、充分考虑人与宠物关系的社会现实变迁、准确把握相关法学概念的确切内涵、确保法律体系内的融贯一致等多元基础之上的论证结果。这一解释论路径,在不改变宠物作为物权客体基本定位的前提下,通过侵权责任法的具体规则,对其所承载的人格性、情感性利益给予必要的尊重和保护。对宠物主人精神损害的赔偿体现了法律对人格尊严的全面保护,也是侵权责任法实现其补偿、抚慰、预防和惩罚功能的必要手段。当然,将宠物纳入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在解释论上具有正当性和可行性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宠物都属于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只有被特定的人赋予了精神利益和人格价值的宠物,才是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民法典》第1183条第2款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要件设置的合理性值得商榷。判断是否构成“严重精神损害”时,应着重考量侵权人的主观状态、对宠物侵害行为的恶劣性、对宠物致害后果的严重性、对宠物主人精神状况的实际影响等因素。

司法实践中,法官在判断个案宠物是否构成“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时,应当将宠物主人与宠物之间的情感深厚程度作为核心考量因素,着重从宠物主人对宠物的身份认同、宠物主人与宠物的陪伴时间、宠物主人对宠物的照料精细化程度、对宠物的依赖性、经济投入等方面进行综合判断。就宠物的类别而言,虽然狗和猫作为人类最普遍的陪伴动物,与宠物主人之间的感情依托最为明显,但这并不意味着狗和猫之外的宠物就不能被认定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只不过是宠物主人在论证该类宠物被赋予了精神利益和人格价值时面临更大的举证难度而已。在宠物种类日益增多、宠物对于主人的情感意义日益增强的趋势下,未来的司法实践对于狗和猫之外的宠物受到侵害时宠物主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的支持将会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作者:孟祥沛(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法学博士)

来源:《政治与法律》2026年第10期“实务研究”栏目。因篇幅较长,已略去原文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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