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尹琳
本文刊于2025年8月27日上海法治报A3声音
未成年人欺凌问题长期以来备受社会关注。每当此类事件曝光，舆论往往聚焦于法律对未成年施暴者的“宽容”保护。然而，法律的宽容只是问题表象，未成年人欺凌问题远非孤立的个体行为，而是深植于社会文化、教育环境、家庭背景及网络文化的复杂产物。单纯批判法律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需从社会文化的深层反思入手，探索更加全面的治理路径。
传统文化对欺凌行为的影响
在某些传统文化价值中，等级观念和集体主义可能在无形中为欺凌行为提供了土壤。未成年人在成长过程中，往往通过观察和模仿成人社会的行为模式，在自己的社交圈中建立权力等级。部分孩子将欺凌视为展现优越性或巩固地位的手段，而弱势群体则易被贴上“失败者”标签，成为欺凌目标。这种文化背景可能削弱未成年人的共情能力和同理心，难以形成容忍多元与尊重差异的价值观，使欺凌行为在某种程度上被默许。
此外，传统集体主义文化强调群体和谐，可能导致受害者因担心破坏集体氛围或“丢面子”而选择隐忍，而非公开求助。这就使得未成年人更倾向于内部解决问题，旁观者也因担心被卷入冲突或得罪欺凌者而保持沉默，间接纵容了欺凌行为。这种“沉默文化”在校园中尤为明显，欺凌常被视为“内部事务”，未被充分识别为社会问题，从而加剧权力不平等，导致欺凌行为的延续和升级。
家庭、学校与网络的多重作用
家庭环境的影响。家庭是塑造未成年人行为的关键场所。在城市化迅猛发展背景下，留守儿童和单亲家庭的增加使许多孩子面临情感缺失和社会孤立的现实，增加成为欺凌者或受害者的风险。研究表明，来自此类家庭的孩子因适应社会压力和歧视，更易卷入欺凌事件。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往往因父母忙于生计而疏于教育，孩子可能模仿社会中的暴力模式；而资源丰富的家庭的孩子则可能利用地位优势实施欺凌。
学校教育的缺失。学校本来应是纠正社会文化弊端的重要场所，但当前应试教育为主的体系往往忽视心理健康和人际关系教育。学生在高压环境下可能通过欺凌释放压力，而学校对纪律的过分强调可能掩盖欺凌行为的严重性。教师因缺乏培训，难以有效识别欺凌行为，将其误认为是“正常冲突”。此外文化中“成功导向”的价值观使得成绩优异或家庭条件优越的学生更易获得关注，而弱势学生则可能被边缘化，进一步加剧欺凌现象。
网络文化的放大效应。网络文化通过游戏、短视频等媒介传播的暴力或权力崇拜内容，可能对未成年人价值观形成产生深远影响。这些内容往往美化强权，弱化法治观念，使弱势者在寻求帮助时更多依赖更强势的力量，而非法律或公平机制。这种文化情绪可能潜移默化地鼓励欺凌行为。
治理未成年人欺凌多维路径
未成年人欺凌问题的解决需要从社会文化、家庭教育、学校环境和媒体影响等多方入手，通过综合干预重塑健康的社会生态。
社会文化中若过度强调“胜者为王”，可能为欺凌行为提供滋生土壤。应通过公共宣传、文化活动等推广“善良与共情”的价值观，鼓励尊重个体差异，培养未成年人的同理心，逐渐削弱等级观念对未成年人行为的负面影响。鼓励媒体和社区活动展示多元文化包容故事，帮助未成年人理解不同背景的个体差异，避免歧视。
家庭是未成年人价值观形成的核心场所，父母应通过参与社区活动学习如何培养孩子的道德感和责任心。社区可组织反欺凌倡议，如组织互助小组或文化活动，营造“零容忍欺凌”的环境。同时，改善学校周边环境，减少不良文化影响，并建立心理支持网络，帮助施暴者和受害者重塑健康的社会角色。
游戏、短视频等网络媒体应加强自律，减少对暴力和欺凌的正面描绘，增加展现平等与尊重的正面内容。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开展反欺凌运动，鼓励未成年人分享积极故事，使网络文化的影响由负面转向正面。从人权角度审视欺凌的危害，帮助未成年人认识到欺凌对个人尊重的侵害，逐步形成“平等尊重”的文化共识，减少隐秘化或低龄化的欺凌现象。
学校作为未成年人社会化的关键场所，应通过政策和活动营造互助氛围。建议引入情感学习(SEL)课程，教授情绪管理、冲突解决和同情能力，改变“沉默旁观”的文化规范，鼓励未成年人主动干预或报告欺凌。教师需接受专业培训，培养指导组织能力和支持关怀能力，针对不同文化背量的学生提供个性化支持，营造更具包容性的校园氛围。提升识别和干预欺凌的能力，并介入早期冲突。提供模拟情境训练，鼓励学生表达观点、协商妥协，形成“互助友爱”的校园文化。
有学者指出，未成年人的行为是反射成人社会的一面镜子。治理未成年人欺凌不仅需要关注孩子的行为，更需要成人社会在文化、教育和价值观上进行深刻反思。只有构建多方协作、倡导尊重与共情的社会氛围，我们才能为未成年人营造一个更加公平、友爱的成长环境。
(作者：尹琳，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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