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2024年3月5日《解放日报》12版：思想周刊/文史/连载/广告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是中华民族治世理想的集中体现。
出礼入刑、隆礼重法的治国策略——
出礼入刑、隆礼重法意指在治理国家时，应当将礼仪和法律结合起来，既注重礼仪教化，又重视法律制度。
《通典》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人收养弃婴，养子长大后杀人犯罪，这个人却隐瞒不报。那么，他是否要承担包庇的罪责呢？董仲舒的观点是，养子如同亲子，为养子隐瞒罪行，符合“亲亲相隐”原则，顺应礼制要求，可不入刑处罚。
另据《资治通鉴》记载，唐高宗的堂叔李孝协因贪污获罪，按礼本可减免罪罚。但皇帝认为，法律讲求平等。如果危害百姓，即使皇亲也不能赦免。可见，虽说唐律“一准乎礼”，但在司法实践中，却是礼法并重，不可偏废。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理念——
中国传统政治理念虽强调天命，却认识到君王的意志与人民的意志不可违抗。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就是这种民本理念的形象表达。
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封建法典《法经》明确提出“尽地力”“善平籴”，将发展农业生产、平抑粮价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睡虎地秦简》和《唐律疏义》都规定，官员要及时详细汇报当地的天气和农业生产情况，并对辖区内农业生产绩效负有直接责任。
在具体实践中，为保障民生、体恤民情而灵活执法的事例也常常见诸青史。据《旧唐书》记载，唐临担任万泉县令时，县狱中关押着一些轻刑犯。当时正值春种，唐临便暂释这些囚犯回家耕种，以维持生计。
天下无讼、以和为贵的价值追求——
据《大清拍案惊奇》记载，一老太太在老字号糕点铺买月饼，声称钱已付，店主却说没收到钱。双方争执不下，围观者甚众。在双方均无证据、事实真相无法判明的情况下，清官于成龙裁定由围观群众一人一文，补齐钱款。这一裁定不仅平息了争端，还让在场者共同践行了一次善举，可谓息讼止争的经典案例。
无讼，要求司法官员加强自身道德修养、提升执法水平。正如孔子所言：“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要将自己设身处地代入当事人的情境之中，以同理心体察当事人的情理，从根本上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达到无讼的效果。
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的慎刑思想——
中华先民很早就认识到刑的不足，进而提出慎刑思想，体现在传统法治中就是立法宽平、执法仁恕。刘邦在入关中后废除秦朝的繁律苛法，只“约法三章”，得到关中百姓的拥护，奠定了楚汉争霸的人心基础；朱元璋在修《大明律》时强调，法律要简便恰当、容易理解，“网密则水无大鱼，法密则国无全民”。
明人袁了凡在家训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宁波人杨自惩是县衙属官。一日，县令鞭打一名囚犯。杨自惩跪着为囚犯求情：“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哀矜勿喜；喜且不可，而况怒乎？”这说的是，上位者自身的道德修养对百姓遵纪守法具有先导性作用。对犯罪嫌疑人，要心怀哀怜，不可因破案有功而沾沾自喜，更不可盛怒之下虐待囚犯。
孔子强调，“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过分依赖政令刑罚作为治理国家的主要方式，只能使百姓在外在行为上远离犯罪；借助道德礼义治理国家，潜移默化地塑造人们的价值观念，才能使民众真心向善。
援法断罪、罚当其罪的平等观念——
援法断罪首先体现在对法律的尊重上。汉文帝出巡时，有人突然从桥下跑出来，导致皇帝的马受惊。汉文帝震怒，将此人交给廷尉张释之严惩。张释之依法判处此人罚金。汉文帝十分生气，认为张释之没有把自己的安危放在眼里。张释之解释，法律是天下人共同遵守的。如果随意改变加重惩罚，就会失信于民。汉文帝经过深思熟虑，最终认可了张释之的判决。
援法断罪还体现在司法官员的精研律意、严守律文上。清初名臣姚文然曾判一名偷伐官柳的罪犯刺字。有人认为判刑过重，理由是《大清律例》有两处类似律条：盗田野谷麦菜果及无人看守器物者，以及盗取坟茔上器物砖石者，按盗窃罪计算赃物价值，但免于刺字。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三次犯盗窃罪就要判处绞刑，犯罪次数以刺字为准。误判一次刺字，就相当于剥夺了这个人三分之一的生命。姚文然懊悔不已，从此愈加精研律书，终成一代律家。
保护鳏寡孤独、老幼妇残的恤刑观念——
中国第一部成文法典《法经》明文规定，对15岁以下、60岁以上的罪犯酌情减免罪责。《唐律疏义》则将减免范围进一步扩大至残疾人和精神病患者。对必须予以惩处的，刑罚方式也多以财产刑替代身体刑、自由刑、劳役刑乃至生命刑。
日本学者滋贺秀三在《清代中国的法与审判》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个案例：甲某在3年前签订契约将房子卖给乙某，因担保期限未到，所以并未过户。在此期间，丙某愿意以更高的价格购买甲某的房屋。于是，甲某单方面撕毁与乙某的契约。此案中，甲某应对乙某、丙某双方承担责任。但鉴于甲某是一个贫困妇女，因急需用钱才卖掉房产，而乙某是富庶人士，买卖不成对其影响不大，故法官最终裁决甲某与丙某的买卖成立。
总之，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能够代代传承、绵延不绝，是有其文化根基和现实观照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应当注重挖掘、阐释和扬弃、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
（涂龙科，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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