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2023年4月4日《解放日报》第12版“思想周刊/文史”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循吏作了一个定义：“奉法循理之吏。”奉法，即严格依法办事；循理，即不像酷吏那样机械地照搬法条，而是从情理出发。在司法实践中，将依法治理与以德治理、实行教化有机结合起来，主张德主刑辅，强调用法持平，倡导宽猛相济。
以教化引领司法——
历代循吏都奉行“治尚教化”。《汉书·循吏传》开篇提到儿宽（倪宽）的治理实践时说：“宽既治民，劝农桑，缓刑罚，理狱讼，卑体下士，务在于得人心。”汉朝另一位循吏黄霸也是“力行教化而后诛罚”。
古人认为，民气粗而性直，易犯法，亦易为善，故教化不可不先。东汉许荆为桂阳太守时，有兄弟为争财而打起了官司。许荆认为“教化不行，咎在太守”，请求朝廷对自己问责，结果兄弟俩悔恨交加，“各求受罪”。
后人谈到古代教化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时，常会提起唐太宗释放死刑犯回家过年的事例。开此先例的，其实是西晋循吏曹摅。
据《晋书》记载，曹摅岁末视察监狱，欲放死囚回家过年，并命他们按时返回监狱。部下都不赞成，但曹摅认为：“此虽小人，义不见负，自为诸君任之。”结果到期后，死囚“相率而还，并无违者，一县叹服”。
以调解化解矛盾——
东汉刘矩任雍丘县令时，“民有争讼，矩常引之于前，提耳训告……讼者感悟，辄各罢去”。
唐朝景骏任贵乡县令时，有母子相讼。景骏对他们说：“吾少孤，每见人养亲，自恨终天无分，汝幸在温清之地，何得如此？锡类不行，令之罪也。”他还取出《孝经》，“令习读之”。结果，母子感悟，各请改悔。
清朝循吏汪辉祖在《学治臆说》中，专门论述了调解的意义。他提出，勤于听断固然好，但如果能够通过调处息案更好。因为“听断以法，而调处以情；法则泾渭不可不分，情则是非不妨稍借；理直者既通亲友之情，义曲者可免公庭之法”。这一论断，可以说是对古代循吏司法实践中形成的调解观的理论总结。
以理性应对诉讼——
古代循吏的办案经验对传统司法文化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主张“原情论罪”（又称“论心定罪”），即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尤其是行为人的主观动机来定罪量刑。
最先从理论上提出这一主张的，是汉朝循吏董仲舒。他在《春秋繁露》中指出：“《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也就是说，要以行为人的主观动机作为判定罪责的主要依据。
《盐铁论·刑德》也阐述了这一观点：“法者，缘人情而制，非设罪以陷人也。故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
董仲舒提出的“原情论罪”，可以说是一场司法革命，并为后世循吏所传承。
（殷啸虎，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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