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建龙：名字不代表水平 标注的是责任
——在“检校合作与未检创新的南浔试验专题研讨会”上的汇报
我想很多人都有这样一种感受：随便找一家法学院校都能整理出一长串合作协议和合作司法机关名单，但几乎都容易出现仪式隆重、内容虚化、难以为继、易受人员岗位变动影响等问题。三年前，我尝试进行了一次迄今回顾仍然觉得大胆而有风险的试验：采取以个人名字命名团队工作室进驻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检察院的方式开展法学院所与司法实务部门的合作。这一“创意”受到了古城墙砖刻上工匠名字以及近些年来“河长制”的启发，初衷也很简单，就是为了克服上述问题。在2018年10月18日的挂牌仪式上，我婉拒了上台揭牌的议程安排，并且坚持在工作室牌子上增加了“团队”两个字。因为我很清楚，尽管专家工作室在很多领域并不稀罕，但是在以“严谨”和讲究“资历”的法学法律界，这仍然是“吃螃蟹”的做法。尽管我在不同场合都有意无意地强调，名字并不代表水平，只是标注责任人，但仍然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工作室运行一年后，我从上海政法学院调到了上海社科院法学所工作。因为有一年前的“大胆”尝试，在这次没有预期的工作变动后，我仍然可以名正言顺地延续在南浔的试验，并且履约完成与南浔检察院为期三年的合作。因为在工作室上“刻”了名字，还获得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效果：对于我个人而言，就算再忙也要投入工作室的运行，因为毕竟名字刻在那里；每一位派驻工作室的学生也都表现了远超出我预期的认真和负责——因为他们知道不能给老师丢人；不仅仅是南浔检察院，其他相关单位和领导也都或多或少带着“感情”支持工作室的运行。现在看来，专家工作室确实可以避免检校合作容易出现的“公地危机”，也是较之专家赴实务部门挂职更灵活，一般性协议或课题研究更正式、更投入的合作方式。回顾过去的三年，工作室的三大期待——学术研究样本、未检改革试验田、人才培养基地都得到了很好的实现，个人觉得可以交卷了：就学术研究样本而言，南浔检察院不仅仅是作为了我的学术团队研究未成年人检察、基层司法机关运作的样本，其本身也成为了学术研究的重要参与者。不完全统计，三年中双方合作申请获得立项课题有7项（其中最高人民检察院理论研究重点课题、应用理论研究课题各1项，浙江省人民检察院专题调研重点课题1项，湖州市级课题4项），共同完成并在《人民检察》《青少年犯罪问题》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0篇，其中7篇论文获得国家、省、市级重要奖项，出版总结性学术著作《南浔试验：检校合作与未检制度的探索和创新》1部，召开重要研讨会三次。另外，南浔也还成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专家建议稿重点调研地区、教育部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起草调研地区等。就未检改革试验田而言，三年中我们重点开展了未成年人罪错分级与先议权试点工作，通过办理疑难个案破题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未成年人司法先议权研究”助推，逐步形成了《南浔区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级处遇区域治理实施办法（试行）》。此外，还围绕人格甄别、涉未公益诉讼、涉案困境儿童救助、未成年人入住旅馆风险防控、智慧未检等进行了一系列紧贴未检工作实际的制度性改革和探索。这些探索虽然是地方性的，但是很多经验和做法通过课题研究与专家建议等方式实际对国家相关立法和政策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就人才培养基地而言，三年间进驻工作室实习实践两个月以上的博士生、硕士生共18名，另有十余位硕博士生短期参与工作室相关工作。在工作室进驻两个月以上的已毕业学生中一名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继续深造，两名成为检察官助理，四名成为法官助理，还有的成为律师助理。学术团队中共有来自上海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大学、鲁东大学、上海社科院法学所的12名专家短期到南浔检察院参与工作室的工作。工作室也发挥了助推南浔检察官成长成才的作用，两名检察官在工作室设置以来6次获得全国性重要荣誉，3名检察官入选全省检察官人才库，7名被评为全省、市优秀人才。工作室还助推南浔区人民检察院成为了全国未检创新基地、中央文明委重点项目基层联系点中的唯一政法机关，助推春燕工作室的品牌影响从浙江走向了全国。当然，我必须强调的是工作室的“助推”的作用其实是有限的，至多只是发挥了一点让有关领导和部门看得见、想得起的影响，主要还是南浔检察院及检察官的优秀起了决定性作用。但是，南浔检察院所提供的平台对于我的学生和学术团队的成长所起到的作用是重大而实在的，这让我及我的学生和团队心存感激。欣慰的是，工作室获得了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贾宇批示肯定，并在2020年被评为浙江省检察机关检校合作十大典型事例之一。专家工作室这一检校合作新模式也在浙江和江苏等省市推广，目前仅浙江全省检察机关就已经有31个专家工作室，其中有教授也有副教授和博士。今天，已经很少再有人去纠结什么样的“专家”才有资格设置工作室。探索之初所设想的专家工作室名字“不代表水平，标注的是责任”，已经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同。过去的三年，也是让我感动的三年。在这三年中，我进一步感悟到了中国特色未成年人检察制度探索的艰辛、不易与重大意义，深刻体会到了中国未检人的纯粹、情怀与信念，看到了浙江省检察机关的专业与敬业。从最高人民检察院到浙江省三级检察机关，从上海到浙江到全国，很多领导、专家、朋友都默默、持续和不计功利地支持“南浔试验”。三年南浔试验，也是三年之约。“言而有信，有情有义”——这让我的致谢都显得过于形式，唯有铭记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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