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1日，《长江保护法》正式实施，该法的立法指导思想和宗旨始终围绕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基本要求，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倒逼产业转型升级，形成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社会发展模式，坚持新发展理念，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除旧动能，培育新动能，实现科学有序绿色高质量发展。自该法启动以来，上海社会科学院团队多位专家全程参与了该法的起草和专家咨询工作，近日记者对他们进行了采访，就这部新法的特点、亮点和意义作以下解读。
首次单独设立绿色发展专章
《长江保护法》首次单独设立绿色发展专章，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和长江流域各级地方人民政府按照长江流域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布局，推进长江流域绿色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振研究员认为，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与产业布局问题，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中，既突出生态环境整治与修复，也突出农业的发展。从长三角产业布局角度来看，四个问题值得重点关注。第一，“三高”产业布局方向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相匹配。研究发现，越是经济发达地区——长三角城市群都市圈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反而越强，资源投入生态保护绿色发展能力越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是这个地方山多水多或者有矿产资源，关键要把经济社会科技进步的因素考虑进去。第二，污染型项目整治形势仍然比较严峻，沿江污染尚未根本扭转。历史遗留问题怎么整治，任重道远。空气污染、水污染是流动的，长江流域特别迫切需要这部法律中所规定的协调机制进行细致的制度安排。第三，创新链向中小城市大量集聚，产业链还是按照商务成本往中小城市扩散。绿色发展需要基础，没有绿色基础，绿色发展也受制约。第四，多数县域经济产业发展动能仍然不足，承上启下功能受到较大制约。县域产业空心化，影响整个长江经济带的协调发展。
生物完整性指数纳入法律制度设计
上海社会科学院彭峰研究员认为，《长江保护法》中的重大创新——生物完整性指数的法律制度设计，可以作为一项生态环境法律领域的基本制度，推广到未来的黄河流域保护等立法中，以及其他生态环境立法中。在世界各国的法律框架中，都能找到生态完整性评估制度的影子。在美国，生态完整性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清洁水法》，这部法律将恢复和保护国家水体化学、物理和生物的完整性作为其主要立法目标。类似的，加拿大水法和欧盟的沿海地区综合管理政策，都很重视保持生态完整性。生物完整性评估并不只是一种科学方法，更重要的是作为法律制度需要如何进行设计，程序为何，政府职权如何分配，如何保障评估的独立性、透明性，评估结果的法律效力等问题。
两大战略的相似与差别
针对《长江保护法》中新设立的区域协调机制，上海社会科学院姚魏博士提出，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的试点经验对长江保护相关机制运行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两者的关联体现为三个方面。首先，“长江大保护”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皆为国家战略，都是为了解决条块分割所造成的治理难题。其次，这两大战略都涉及政府间横向关系的优化调整。最后，它们都是为了协调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而做出的制度创新。两者的区别在于：第一，《长江保护法》主要解决“条”的问题，而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解决的是三省一市之间“块”的关系问题。第二，两大战略的实施路径不尽相同。中央对长江保护先进行了顶层设计，即制定了全国性法律《长江保护法》，地方随后在其框架下进行执行性立法；而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的试点工作基本上由地方来推进，国务院只做宏观指导和方案批复，相关创制性地方立法也主要经由备案审查程序得到监督。第三，在行政领域，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设置了理事会和执委会，这是一项制度创新，而《长江保护法》尚未设置此类决策和执行机构，“国家建立长江流域协调机制”还处于探索阶段。
促进绿色技术自由流动
上海社会科学院尚勇敏副研究员认为，《长江保护法》提出“国家鼓励和支持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等方面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和推广应用”。为此他建议：一、在长江上中下游地区培育发展一批绿色技术创新主体，提高绿色技术供给能力；二、加大对绿色技术研发的资金支持，尤其是要加强对生态环境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的科技攻关的支持；三、强化上海低碳技术功能型平台等新型研发机构的功能，并加快建立面向长江经济带的节能环保产业创新功能平台，让长江经济带科研机构、大学和企业能共享各类公共服务；四、制定推动绿色技术转移转化的激励性政策，政府给予相应的政策、资金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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