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建龙：为沉默的孩子发声丨儿童防性侵公益专访
日期：2020-09-16来源：律新社
转自：律新社
千禧年的第一个儿童节，重庆劳教戒毒所，一个10岁出头的孩子趴在地上哇哇大哭。他的母亲因吸毒去世，父亲在戒毒所强制戒毒。原本抚养这个孩子的亲戚不愿再担负累赘，将他扔下后便匆匆离去。
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声在荒凉的山中回荡。23岁的值班民警姚建龙目睹了这一幕，他和同事试图安慰在门外哭泣的孩子。四目相对时，姚建龙看到的除了无助，便只有凌厉的仇恨！
10岁孩子本应拥有清澈的眼神，但眼前这个孩子的眼中却满是被世界抛弃的失望与恨意。姚建龙不禁打了个冷颤，他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这样的孩子长大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有谁能帮帮他？姚建龙再没得到过这个孩子的消息。2000年8月，他前往华东政法学院报道，是那年唯一一个青少年犯罪专业的研究生。很多年里，除了姚建龙，几乎没有人留在这个不挣钱的领域。
20年后，已经是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未成年人法学领域专家的姚建龙谈起自己为何选择投身该领域的研究时，他总是提起那个满地打滚、嚎啕大哭的孩子，“那个充满仇恨的眼神给我的冲击太大了。我小时候并不是‘好孩子’，这让我更能感同身受。”姚建龙并不避讳提及自己的过去，“我报考研究生时也不是一定要选青少年犯罪专业，有一些阴差阳错的缘由。这个领域没什么人研究，我又觉得它很重要，就坚持下来了。”20余年间，他的身份不停变化，从民警到博士后研究人员，到杂志主编、副检察长，再到教授、团中央权益部副部长、上海政法学院副院长、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唯一没有变化的，是坚守未成年人保护事业的初心——“如何对待孩子，是一个社会文明进化程度的重要评价标志。儿童难以为自己发声，他们迫切需要利益的代言人。”“在社会上，儿童保护总是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姚建龙用调侃的语气道出了未成年人保护领域的尴尬现状，“总要有人去关心这个群体，为儿童保护贡献力量。”童年的经历、当民警时的见闻、多年的学术研究经历、在检察院的实践经验，无不让他深刻体会到儿童保护的重要性，更认识到性侵犯罪对于儿童的毁灭性伤害，满怀使命感、坚定地走上这条注定艰难的道路。今年5月，在参与由宋庆龄基金会与律新社共同主办的未成年人性侵维权研讨会暨《中国儿童防性侵指南》公益出版项目启动会时，姚建龙再次呼吁，要对情节特别恶劣的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行为进行严惩，如果只有最后一个“死刑”，应留给侵害未成年人的罪犯，一如他一直的态度。做大学老师时，姚建龙曾经以某一特定群体为对象，通过匿名自陈报告的方式做了一个性侵受害者研究，得到的数据令他十分震惊，最终没敢公开。在一些场合谈到性侵问题时，他也曾让现场的人回忆，自己在18岁以前有没有过被性侵的经历。结果只用过一次这个方法，他便不敢再用了。因为，儿童性侵远比我们想象中的严重，在我们看不见的阴暗角落，隐匿着无数遭受性侵伤害却得不到关注的悲泣。几年前，姚建龙接到了一通来自新疆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一位即将辞职做律师的检察官。体制内工作生涯即将结束之际，这位检察官办理了一起8岁小女孩被性侵的案件。他痛心地向姚建龙求助，当受害人被反复询问案发时的情节，血淋淋的伤疤被一次次的揭开，而且强奸罪罪名可能不被法院认定，小女孩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创伤，出现了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这该怎么办？最终，被告人按强奸罪、猥亵儿童罪定罪，被处重刑。虽然犯罪者得到了严惩，提起公诉的检察官却陷入了深深地痛苦之中。案件办完后，小女孩便再没人管了。这位检察官再次联系上了远在上海的姚建龙，希望得到进一步的建议与帮助。“我们这个地方，不要说有什么心理专家、社工，很多人都从来没听过这些概念。”检察官颇感无奈。挂断电话后，姚建龙通过朋友帮助在乌鲁木齐找了位心理专家飞往小女孩所在的偏远地区，为其做了几天心理辅导。小女孩渐渐有了笑容，之后换了一个新的生活环境，据说生活得还不错。故事有了圆满的结局，但现实的问题却随之而来，谁来承担费用？这位专家提出自己可以免费做辅导，但机票和住宿费需要有人承担。最后的结果是姚建龙用私房钱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是什么？第一是极度缺乏专业对口的人，性侵被害人的心理咨询辅导的专业性要求很高；第二是资源分配不均衡，难以精准对接需求；第三被害人心理咨询的成本较高，”姚建龙总结了当前被害人心理救助所面临的三大难点，“现在有关部门已经开始重视了，但是社会组织在受害者心理救助方面的介入和干预仍然不够，专业性也得不到保证。”随着媒体曝光频率的上升，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为何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在不断增加？“报道数量与司法统计数字的增加并不能直接说明犯罪量在增加，更可能是国家、社会的进步使公众的容忍度越来越低，更加关注被忽视已久的未成年人性侵问题，大量犯罪暗数被揭露出来了。”采访伊始，姚建龙首先回应了这个误区。那么，这种犯罪有何特点？姚建龙引用了美国犯罪学研究中常用的一句话来阐释——“性侵未成年人是静悄悄的犯罪”，它的隐案率非常高，被发现的犯罪行为与实际上被侵害的孩子数量之差是相当惊人的。在我国，儿童性侵究竟有多严重？这个问题亟待重视和加强研究。迄今为止，国内还缺乏严谨的实证研究。姚建龙曾多次强调实证研究严谨性的问题。媒体公开报道的案例虽然很有参考价值，但信度和效度存疑，基于媒体数据形成的分析报告并不能较为客观的反应现实，甚至有可能误导立法、司法机关。就性侵儿童的防治而言，需要有“现场感”也要有必要的“代入感”——需要对这一现象、问题的真实情况做透彻的了解和实证研究，惟其如此立法和司法才不会麻木不仁，才不会出现明显和大的漏洞。除了隐案率高、受关注程度增加，姚建龙还指出了两个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男童被性侵的比例被严重低估、大部分案例都存在监护缺失的情况。台湾学者的研究发现，儿童性侵案件的高发时间点是下午4:00左右，也就是学校的看护与家长监护交接的时段。在中国，缺乏监护的农村留守儿童的被性侵的比例也远远高于城镇儿童。性侵未成年人是社会危害性极大的犯罪，会对受害者的身心产生严重且持久的伤害，这一点已经逐渐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该如何预防这一犯罪行为？采访中，姚建龙提到了一个公式：性侵犯罪=潜在犯罪人+合适被害人+便于实施犯罪的时间、地点+监督者缺位。这一简洁的公式令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思路更为清晰：“攻克”要素，便能有效击碎犯罪的形成链条。姚建龙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解决“潜在犯罪人”，筛选高危人群，警惕有性侵儿童犯罪前科的人，对潜在犯罪人进行针对性预防。首先要明确一点：“恋童癖”是一种不影响刑事责任承担的性变态，罪犯的再犯率极高。荷兰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至少有一半的被调查者声称自己和10名或更多的儿童有性接触，这些被调查者包括已被捕和没有被捕的。14%的被调查者承认和50名以上的儿童有性接触，6%的和100~200名之间的儿童有性接触。56%的表示自己有一个或多个有规律的性接触对象。90%的宣称自己不想停止恋童的行为。其次，国外早有研究提醒我们，高达95%的加害人在实施性侵之前就认识受害儿童，47%的加害人已经与儿童建立了情感联结和忠诚纽带，甚至与儿童住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儿童很难用在课堂上学到的所谓自我保护知识和技能阻止性侵的发生。正因为如此，当前更急迫的是将防治儿童性侵的中心从对儿童的预防性侵教育转到以“加害人”为重心，建立预警、隔离（剥夺犯罪机会）和剥夺再犯能力的机制上。剥夺再犯机会，一方面要进一步提高性侵儿童累犯的刑罚，另一方面要注重建立防火墙机制来隔离这些人，防止他们获得接触儿童的再犯机会。从这个角度来说，姚建龙认为公开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人员身份信息的尝试值得肯定，可以参考美国“梅根法案”的相关思路与规定。此外，还可以参照国家对于吸毒人员动态管控的做法，建立性犯罪人员动态管控数据库，由公安司法机关对数据库进行特别的管理和控制。令人惋惜的是，2016年浙江慈溪的中国版“梅根法案”试点探索遭遇了很大阻力。我们如果谈隐私保护，中国现在的状况没办法跟一些发达国家比，但高度重视隐私权的国家会出台不同版本的’梅根法案’，而且一直在不断地发展。这反映的是在儿童领域有特殊的价值取向——即儿童特殊保护、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将针对儿童的性侵行为设置为法律高压线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做法，包括非法持有儿童色情制品的行为都是要判重刑的，更不要说性侵儿童的犯罪。姚建龙在著作中反复提及性侵儿童犯罪的严重性，“即便终有一天，我国将步入废止死刑国家的行列，那也应该并且会将最后一个死刑判决留给侵害未成年人的罪犯，这就是中国版死刑适用的‘永山基准’。”与此同时，姚建龙提出我国应当借鉴韩国等国的做法，探索、尝试剥夺性罪犯再犯能力，例如试点化学阉割。目前在中国推广化学阉割技术上没有困难，它实际上是一种药物治疗，对于“恋童癖”、恶性的性侵罪犯矫治很有效果。绝大多数老百姓会支持的，但可能会有一些所谓注重人权保护的专业人士难以接受。很多国家都在应用化学阉割，一旦推广起来，不会有什么困难。所有看上去极端的法律和制度，都是在告诉潜在的、想把黑手伸向孩子的罪犯，儿童是一条高压线，一旦把黑手伸向未成年人，一定会受到法律最严厉、最不近人情的制裁。侵害未成年人的案件多为“熟人”侵害，对未成年人负有监护、看护、教育等特殊职责的人员是主要的危险来源，家庭、学校等未成年人最主要的活动空间反而是未成年人最危险的场所。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把父母、教师等假定为好人，但是未成年人保护制度的设计必须建立在连这些人都是“坏人”的假设上。因为一旦家长、老师靠不住，孩子就会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所以，对未成年人的密切接触者、从业者，必须要有具体的准入标准、行为规范要求以及第三方监督，如果侵犯未成年人则应承担更重的法律责任。姚建龙一直在建议通过家庭教育指导等方式，对家长也提出类似“许可证”、准入资质的要求，要建立日常性的监护监督制度，对于不合格的家长要有强制亲职教育制度，还要进一步完善剥夺监护权制度。对于教师除了已有的准入资格证等制度外，还要进一步建立入职前后的违法犯罪记录查询与品格及心理评估机制。对于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特殊职责人员还应该建立更加完善的强制报告制度，包括明确规定不报告的严格法律责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保护好没有自我保护能力的未成年人。鲍毓明案、王振华案等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的发生，不仅让社会各界对于性侵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的关注程度增加，也让性教育和防性侵教育成为社会热点话题。在防治未成年人性侵方面，更应被强调的是防性侵教育。性教育与防性侵教育完全不是一回事，前者更多的是以一种非常平和的心态让儿童正确的认识性，不会有道德判断与评价，不存在好与坏的问题。但是防性侵教育有明确的好与坏、对与错的界限，要教孩子把危险行为和危险人识别出来。如果说性教育是一个充满笑声的教育，那么防性侵教育一定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教育。两者之间的共同点与区别还有待学者去做进一步的研究。在教育人员准入标准的问题上，一般学校老师是可以对儿童进行性教育的，但从事防性侵教育工作的必须是专业人员，比如法官、检察官、公安机关工作人员、经验丰富的专家等等。谈到当前性教育、防性侵教育存在问题，姚建龙很是痛心：“现在很多地方的性教育走偏了，性教育本身成为了性侵的诱发因素，产生了很大的麻烦。”“很多儿童保护组织热衷于到学校去做性教育，我认为这是最简单的，也是最容易刷出存在感的。关注这个话题的人，最想干的一件事就是当老师，”面对这一“异化”的现象，姚建龙直言不讳，“我觉得这是有问题的，很多组织把性教育当成一种市场，并没有坚持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甚至有社会组织找我给他们‘站台’，让他们好承接这种项目，被我一口拒绝了。”防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除了对潜在罪犯进行识别监督、对潜在受害人进行保护、引导儿童增强自我保护能力，还需要营造良好的儿童保护环境，打击儿童色情制品，拓宽鉴定标准，加大法律打击力度。采访过程中，姚建龙提到了数年前发生的某网红恋童癖事件，该网红涉嫌建立儿童色情网站，还搜集和展示了很多儿童色情照片等，但是按照现行的法律没办法鉴定成淫秽物品。现行法律对于儿童色情物品没有采取区别于淫秽物品认定的单独评价标准，对于持有、浏览、观看儿童色情物品的行为也没有像很多国家那样予以犯罪化打击，因此，现行的法律并不能对该网红进行制裁。很多国家法律明确规定，儿童色情物品的鉴定是有单独的一套标准，只要是可能诱导性侵儿童或者以儿童作为性行为表现载体的音像、图片等制品，都可能被认定为儿童色情制品，会被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2016年2月15日，中国驻加拿大使馆曾发布特别提醒：近来，有中国公民在入境加拿大时，因个人手机或电脑存有未成年人色情图片、视频等而被机场执法人员查出并直接遣返回国；亦有旅加中国公民入境后被查出类似情形而被起诉、关押。经向加方了解，加拿大法律规定，凡制作、传播、售卖、持有、浏览涉及未成年人的色情图片、视频、文章、录音等信息的相关人员，一经查实，将视情节轻重被判处6个月至14年的监禁；除非相关资料纯粹用于与司法、科学、医疗、教育、艺术有关的合法目的。姚建龙解释道，很多国家把儿童作为高度优先保护的对象，因此要求非常严格。即使是持有儿童色情制品的行为也属于刑事犯罪，一般推断这一类人有恋童僻或者其他癖好，会被假定为对当地儿童有重大威胁的个体。“留学生因表情包太污被遣返”、“表情包太污违法？”......儿童色情制品泛滥、缺乏专项管控的问题并没有引起广泛重视，相关新闻反而被当成段子在网络上广泛传播。“我觉得这是观念问题，我国一些落后地区，有人认为与幼女发生性关系能治病，甚至发生公职人员对幼女下手的案例。要尽快推动法律改革，尽快完善涉及儿童色情制品的独立法律制裁机制。”《呼噜噜与独角兽的幸福生活》是姚建龙写给儿子的童话故事。在这本小小的书里，作为父亲的姚建龙通过16个故事教会孩子如何防范“坏叔叔”与“坏阿姨”、正确认识性、应对老师的体罚虐待、拒绝毒品的诱惑......与老年人、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不同，儿童自身是很难有能力表达需求、为自己的利益代言的。每个成年人都是从儿童时代走过来的，深知儿童的敏感与脆弱。儿童需要更多的利益代言人，也需要更多的关爱。关注未成年人保护，也是在关注我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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