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法制日报
同贞观盛世一样，开元盛世之所以取得成功，注重法制建设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开元年间不仅进行过几次重要的立法活动，而且在法律的实施方面，也能够做到依法办事，特别是在对于一些影响较大的案件的处理上。因此，一个较好的法制环境，不仅有效保障了开元盛世的实现，而且也成为了开元盛世的重要内容。
开元年间，对《唐律》进行了两次重要修订。一次是718年（开元六年），由吏部侍郎兼侍中宋璟、中书侍郎苏頲等人主持，删定律令格式，至次年完成。另一次是734年（开元二十二年），由中书令李林甫主持，删定律令格式及敕，编成律十二卷，律疏三十卷，令三十卷，式二十卷，开元新格十卷。又撰格式律令事类四十卷，以类相从，便于省览。修订工作于737年（开元二十五年）完成。这次修订法律过程中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的一项工作，就是重新“刊定”了《唐律疏议》。
《唐律疏议》是对《唐律》条文进行的解释和阐释，是永徽年间由长孙无忌等主持编纂的，于653年（永徽四年）同修订后的律文一同颁行。由于时代变迁，一些典章制度和名称等都发生了变化，因此，在修订律令时，对《唐律疏议》也一并作了相应的修改，这些修改也主要集中在文字方面，但这次修改的文本被后世所沿用；我们今天看到的《唐律疏议》的文本，主要是以开元年间修订后的版本为准的。上世纪三十年代，日本法制史学者仁井田升和牧野巽撰写了《故唐律疏议制作年代考》，提出了《唐律疏议》是开元年间制定而非永徽年间制定的观点，在学术界引起很大的反响。尽管这一观点是误读了“撰定”与“刊定”，用开元年间对《唐律疏议》的修改否定了永徽年间制定《唐律疏议》的事实，但由此也可见开元年间修订《唐律疏议》的重要影响。
开元年间在立法方面的另一个重要成就，就是编纂了《大唐六典》。《大唐六典》是唐朝典章制度及相关法律规范的汇编。721年（开元十年），唐玄宗李隆基命宰相张说主持修撰《六典》，张说把这项任务委派给了集贤院学士徐坚。但徐坚“历年措思，未知所从”；不得已，张说又令学士毋婴等“检前史职官，以今式分入六司，以今朝六典，象《周官》之制。然用功艰难，绵历数载”。其后，又由宰相张九龄、李林甫等先后主持，直到738年（开元二十六年）方才完成。它按照唐朝各部门机关分卷分篇，内容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管理体制、机构组织、职权、官员品级、编制员额、考课以及相关制度等方面的典章制度和规范，因此被认为是一部保存至今最早的、完整的国家行政法典性质的文献，并对唐以后历代会典的编纂具有深远影响。
徒法不能以自行。开元年间法制建设的成就，不仅体现在立法上，在司法和执法方面也能够做到依法办事，树立法律权威，有效保障了法律的实施。而在这方面，作为君主的李隆基也作出了比较好的表率。
首先，注意维护法律和法官的权威。御史大夫李杰素以断案既精又勤、秉公执法著称，自然也得罪了不少人。京兆尹崔日知贪暴不法，李杰准备对他进行弹劾，但崔日知却反咬一口，诬陷李杰，还对李杰进行威胁。按规定在这种情形下，对李杰也要停职调查。侍御史杨玚廷对李隆基说：“若纠弹之司，使奸人得而恐愒，则御史台可废矣”。李隆基听从了他的建议，命李杰继续履行职权，并依法惩治了崔日知。皇后的妹夫长孙昕同李杰不和，依仗皇家权势，纠集他人殴打李杰。李隆基命于朝堂杖杀长孙昕，并抚慰李杰说：“（长孙）昕等朕之密戚，不能训导，使陵犯衣冠，虽置以极刑，未足谢罪。卿宜以刚肠疾恶，勿以凶人介意”。
在对于一些具体案件的处理上，也能听从不同意见，依法办事，在对武强令裴景仙一案的处理上就反映了这一点。裴景仙受贿达到五千匹，事发后又逃亡。被捕获后，李隆基下令将其当众处斩。但大理卿李朝隐认为，裴景仙所受赃物属于“乞取”，按照《唐律》规定：受所监临财物，满五十匹流二千里；乞取者加一等，最高刑仍然是流刑，罪不至死。但李隆基坚持要将其杖杀，李朝隐说：“生杀之柄，人主得专；轻重有条，臣下当守。今若乞取得罪，便处斩刑；后有枉法当科，欲加何辟？所以为国惜法，期守律文；非敢以法随人，曲矜（裴景）仙命”。最终李隆基接受了他的建议，将裴景仙杖一百，流放岭南恶处。
对于一些争议较大的案件，在处理上也能够做到坚持法制原则，不以情理而废法。开元年间曾发生过一起影响很大的复仇案件。731年（开元十九年），隽州都督张审素被人举报贪污，监察御史杨汪奉命前往调查处理。张审素部下总管董元礼竟然率兵劫持杨汪，并将举报者杀死。救兵赶到后才斩杀董元礼等，救出杨汪。于是杨汪便指控张审素谋反，张审素因此被处斩，家人被流放岭南。四年后，张审素的两个儿子张瑝、张琇从流放地逃回，伺机复仇，杀死了已经更名为杨万顷的杨汪，并追杀其他官员，结果于途中被捕获。当时包括宰相张九龄在内的不少人都对张瑝、张琇的“复仇”行为非常同情，建议从轻发落，但李隆基不同意。他对张九龄说：“孝子之情，义不顾死；然杀人而赦之，此涂不可启也”。并下敕令：“国家设法，期于止杀。各伸为子之志，谁非徇孝之人？展转相仇，何有限极！咎繇作士，法在必行。曾参杀人，亦不可恕。宜付河南府杖杀”。
开元年间的法制建设，为开元盛世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但遗憾的是，这种情形没有能够坚持下去。到了李隆基晚年，“渐肆奢欲，怠于政事”，信任并重用奸相李林甫，屡兴大狱，开元盛世所营造的法制环境遭到破坏，唐朝也由此走向了衰落。《旧唐书·玄宗本纪》对此也惋惜评论道：“开元之有天下也，纠之以典刑，明之以礼乐，爱之以慈俭，律之以轨仪”；但最后却“前功并弃。惜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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